一本好书——《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一本好书——《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一、背景简介
2010年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也参与其中，时任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主持该课题研究。本书是该课题研究成果的论文集，由七章构成，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从经济金融理论、货币金融、金融监管、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宏观政策、微观机制六个不同视角对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行比较研究，形成报告。刘鹤亲自主笔完成了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作为第一章。该书于2013年出版，望以史为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部分研究成果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主要内容
（一）对两次大危机共同点的归纳：一是发生背景都在重大技术革命之后，技术革命解放生产力，同时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影响。二是危机前均出现了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政府都采取了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三是收入分配过大是危机前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四是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成为危机推手。五是大众心理处于极端投机状态，信奉一夜致富。六是危机前采取宽松货币信贷政策。七是危机爆发后，决策者都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挑战政府政策，深化危机。八是危机有特定拓展模式，在其完成自我延伸之前，难言经济复苏。九是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重大理论创新）。十是危机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
（二）对两次大危机不同点的分析：一是人口结构不同：大萧条时期人口年龄低，中等收入人群少，教育程度不高；08年危机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人群多，教育程度高。二是技术条件不同：大萧条时期发生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08年危机发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后。三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进化：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宏观经济制度；08年危机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四是全球化程度不同：08年危机国家之间依存度提高。五是全球经济格局不同：大萧条时期新兴国家对于危机只能消极接受，震荡严重；08年危机过后新兴国家成为新经济增长发动机。
（三）探索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经济结构会发生变化，原有经济发展动力会逐渐丧失；若没有及时实现经济转型，财富就难以再配置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导致资金流入资产市场，产生泡沫，成为金融危机的源头。逻辑关系如下：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财富积累→经济转型不及时，无新经济增长点→财富无法投入潜力行业，在金融系统内停滞→房地产、股票产生资产泡沫→金融机构通过衍生品盈利并转移风险→资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受损，失业率增加。
（四）得出如下判断：一是经济繁荣后必然登录深度调整阶段。二是过度举债刺激需求是在维持“虚假繁荣”。三是经济繁荣期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为危机的发生和过度举债提供了土壤。四是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五是货币金融环境可能助长债务经济，放大“繁荣-萧条”周期。六是市场参与者非理性行为和西方竞选政治的“短视化、资本化”倾向为危机发展推波助澜。七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必然经过国家间的激烈博弈。八是全球性危机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九是重大经济危机导致政局动荡、冲突激化乃至战争等极端事件发生。十是危机催生政策和理论创新。
三、对中国的政策思考和启示
（一）剖析当下中国经济隐忧。一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缓慢，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效率驱动，主要依赖生产要素质量、配置效率的提高，从粗放型到效益型增长模式转变。二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资矛盾逐步显现。三是房地产业过度繁荣，房价飙升。四是直接融资规模偏小，金融集中度偏高。五是非正规金融平台隐忧多。六是金融监管体系相对分散。
（二）总结了三点政策方向思考：一是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最坏场景作出预案：危机升温产生的外部震荡；一些国家为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二是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三是从顶层设计出发，对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使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三）提出八点具体启示：一是充分做好对危机长期化的准备。二是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变化，只有率先实现结构调整和技术跨越，才能在新一轮技术长周期中赢得发展先机。三是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重视调控金融波动。四是调整完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和谐，托底又不养懒人。五是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市场化改革问题。六是塑造民族文化，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七是在国际博弈中维护利益、适时出手、谋定后动。八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新构架确立过程中，由积极参与者向主导塑造者转变。
2010年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也参与其中，时任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主持该课题研究。本书是该课题研究成果的论文集，由七章构成，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从经济金融理论、货币金融、金融监管、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宏观政策、微观机制六个不同视角对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行比较研究，形成报告。刘鹤亲自主笔完成了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作为第一章。该书于2013年出版，望以史为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部分研究成果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主要内容
（一）对两次大危机共同点的归纳：一是发生背景都在重大技术革命之后，技术革命解放生产力，同时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影响。二是危机前均出现了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政府都采取了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三是收入分配过大是危机前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四是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成为危机推手。五是大众心理处于极端投机状态，信奉一夜致富。六是危机前采取宽松货币信贷政策。七是危机爆发后，决策者都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挑战政府政策，深化危机。八是危机有特定拓展模式，在其完成自我延伸之前，难言经济复苏。九是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重大理论创新）。十是危机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
（二）对两次大危机不同点的分析：一是人口结构不同：大萧条时期人口年龄低，中等收入人群少，教育程度不高；08年危机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人群多，教育程度高。二是技术条件不同：大萧条时期发生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08年危机发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后。三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进化：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宏观经济制度；08年危机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四是全球化程度不同：08年危机国家之间依存度提高。五是全球经济格局不同：大萧条时期新兴国家对于危机只能消极接受，震荡严重；08年危机过后新兴国家成为新经济增长发动机。
（三）探索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经济结构会发生变化，原有经济发展动力会逐渐丧失；若没有及时实现经济转型，财富就难以再配置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导致资金流入资产市场，产生泡沫，成为金融危机的源头。逻辑关系如下：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财富积累→经济转型不及时，无新经济增长点→财富无法投入潜力行业，在金融系统内停滞→房地产、股票产生资产泡沫→金融机构通过衍生品盈利并转移风险→资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受损，失业率增加。
（四）得出如下判断：一是经济繁荣后必然登录深度调整阶段。二是过度举债刺激需求是在维持“虚假繁荣”。三是经济繁荣期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为危机的发生和过度举债提供了土壤。四是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五是货币金融环境可能助长债务经济，放大“繁荣-萧条”周期。六是市场参与者非理性行为和西方竞选政治的“短视化、资本化”倾向为危机发展推波助澜。七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必然经过国家间的激烈博弈。八是全球性危机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九是重大经济危机导致政局动荡、冲突激化乃至战争等极端事件发生。十是危机催生政策和理论创新。
三、对中国的政策思考和启示
（一）剖析当下中国经济隐忧。一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缓慢，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效率驱动，主要依赖生产要素质量、配置效率的提高，从粗放型到效益型增长模式转变。二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资矛盾逐步显现。三是房地产业过度繁荣，房价飙升。四是直接融资规模偏小，金融集中度偏高。五是非正规金融平台隐忧多。六是金融监管体系相对分散。
（二）总结了三点政策方向思考：一是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最坏场景作出预案：危机升温产生的外部震荡；一些国家为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二是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三是从顶层设计出发，对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使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三）提出八点具体启示：一是充分做好对危机长期化的准备。二是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变化，只有率先实现结构调整和技术跨越，才能在新一轮技术长周期中赢得发展先机。三是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重视调控金融波动。四是调整完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和谐，托底又不养懒人。五是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市场化改革问题。六是塑造民族文化，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七是在国际博弈中维护利益、适时出手、谋定后动。八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新构架确立过程中，由积极参与者向主导塑造者转变。